麒麟镇杂忆

□ 陈汉忠

麒麟镇老街       施永摄

这是一座极普通的乡间小镇，街宽不足十米，街面中间铺着长条青石，两旁店铺清一色木质排门。街道上从早到晚人群熙熙攘攘，偶尔有供销社往乡下代销店送货的拖车，在高低不平的石街上驶过，发出阵阵玻璃器皿摩擦的声响。还有西桥头终日冒着白色蒸汽的老虎灶，门口永远有一长溜排着队的竹壳暖瓶。

这就是麒麟镇留给我最初的印象。

据海门县志记载，麒麟镇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1777年），距今已有230多年历史，这里原是冲积平原形成的一片沙地，史称“东洪沙”。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麒麟镇几经沉浮，历尽沧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小镇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店面勉强支撑。最难让人忘怀的是1948年中秋之夜的大石桥阻击战。在解放麒麟镇时，遭到四甲之敌增援，我阻击部队死守海界河的大石桥，在桥面、水上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敌人丢下了许多尸体却未能突破我军防线。我军也有数十位烈士为解放麒麟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永远被麒麟人铭记。

麒麟镇的悲壮往事，让我对这座小镇肃然起敬。

在我的记忆中，麒麟镇菜市场紧靠畜牧场河。河约有二十米宽，既是宅沟，也是镇上人生活的取水点。麒麟镇的菜市场是露天的，分东西两块，东边卖活禽和家畜，还有竹木器和乡下人晒东西的芦席和笤帚簸箕等。市场西半边，乡下人把自家种的蔬菜和黄豆、花生米之类的干货拎到集上，换回油盐酱醋之类的物品。蔬菜摊北边有座被海门人称为“达子”的地方，那是买卖鱼虾之类水产品的。因为鱼虾相对蔬菜要贵重，市管部门派专人在“达子”司秤，俗称“主人家”。围着“达子”，人们讨价还价，成了早市上最热闹的一道风景。

畜牧场河被麒麟镇人视作母亲河，岸堤不高，铺有六七级石阶，河面上架了座米把宽、三米开外长的栈桥。栈桥略高于水面，桥面由一块块木条拼接而成。小河仿佛专为麒麟镇人而存在，它宽阔处长约一两百米，由西往东，紧贴小镇居民区，然后绕了个弯，流向东南方的头匡河，浩浩荡荡奔长江去了。

岁月冲淡了往事，许多关于小镇的画面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已是支离破碎。唯有对小河的记忆依然清晰，晨雾间洗菜淘米的大叔大妈，春雨中戴着草帽的钓鱼汉子。对了，还有光着膀子肩上搭条毛巾的小河挑夫的身影。

挑夫姓汪，是麒麟镇的原住民，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只知道镇上年轻人喊他汪叔，年长点的称他老汪。那时镇上还没有通自来水，饭店和食堂都备有几口大缸，雇请汪叔挑水。小镇人多，天一亮，小河栈桥上就挤满了人，淘米的，洗菜的，漂洗衣物的。为了躲避用水高峰，汪叔大概是麒麟镇起床最早的人。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常年挑水劳作，肌肉很是发达。夏日里，他常常光着膀子，肩上搭一条毛巾。两只刷了桐油的圆形木桶，一根黄中泛白的桑木扁担，是他赖以生计的全部家什。这满满两桶水有百十斤重，只见他双肩一挺，借着木桶的浮力，“哎唷”一声，栈桥一阵轻微晃动，汪叔已立起身子，迈开大步，连跨几个石阶迈上岸堤。紧接着响起一串号子声——“嗨嗨唷哇！嗨佐哇哎唷喂！”木桶上下跳跃，水却没有溅出来，与他的脚步配合得恰到好处。他披星戴月，双肩扛起的不仅是水桶，更是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他在艰辛的劳作中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挑水技巧，那是他的睿智和精明。

麒麟镇老街的主街在中间，东西走向，不足两百米的街道上，商铺鳞次栉比，没有一户居民住宅。东西两侧的副街，合起来比主街长不少，没有一家店铺，密密麻麻挤满了住户。街道上成天飘着煤炉燃烧时的气味。入夜后，主街店铺纷纷打烊，只有旅馆门口挂着两盏昏黄的马灯，偶有行人匆匆而过，不过此时的副街开始热闹起来。夜色中，家家户户炒菜做饭，街面上飘着饭菜的香味儿。要是夏日，家家户户都把饭桌抬至街心，一桌接一桌，从西往东，一溜摆开几十桌，欢声笑语在大街小巷荡漾着。

小镇人对生活充满乐观，遇到难处，也总是想方设法自我寻思解决。小镇东首有个名叫樊发祥的中年汉子，有点文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但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他找了几块旧木板钉了个小方桌，往主街邮电局门口一摆，桌上竖一小牌子，上面写着“代笔家书”。那时乡亲们大多不识字，更别说写信了。樊发祥很有毅力，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一天不拉。我常常看到他与访客促膝交谈，随后挥笔疾书，一封家书就成了。至于报酬嘛，也没明码标价，三角五角不少，块儿八角不多；遇上有难处的，义务劳动也是家常便饭。但乡亲们也知他的难处，今天没给代笔费，明天准给你带几穗乡下自家田里长的玉米棒子，或十个八个自家老母鸡下的蛋。就凭这，病殃殃的他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20世纪60年代初，麒麟镇迎来了一批陌生的面孔，他们拖儿带女，拎着被子铺盖，搬进镇上大街小巷那些提前腾空了的旧屋里。新居民来自距麒麟镇五六里地的一个叫长春镇的地方，那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政府兴修水利开掘海启河。虽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家园，但兴修水利是党的号召，长春镇人义无反顾地告别家园，有的投亲靠友，有的租房，还有的远涉他乡。

搬迁麒麟镇的新住民虽然大都住在副街上，但几乎全是农村户口。当地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好在这群新住民勤劳且手巧，没有坐等政府救济，而是八仙过海，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想想这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但我却记忆犹新。东街朝北屋的明青伯有一手宰羊杀猪的手艺，他顺势而为，在后院支起锅台，办起了屠宰场；汪家弟兄有祖传的医术，于是汪纪平小门诊应运而生；明青伯对门的倪锦如夫妇，还有西街南巷的孙振东、赵启达琢磨着开起了缝衣店。

我离开麒麟镇四十多年了，麒麟镇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先是菜市场搬走了，后来供销社的商店关门了，接着两家饭店歇业了。再后来，老街上的青石板路被铺成了水泥路。早些年回去，偶尔还能在街上碰见挑水的汪叔等麒麟镇老人，后来就渐渐难得见到了。环绕畜牧场的那条河也干涸了，只有西侧低洼的菜地，还依稀可见当年小河的痕迹。我知道，儿时的麒麟镇已经远去，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但小河边那些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麒麟镇人是我永远的乡亲，有了他们，才有了麒麟镇的昨天和今天。当然，明天也一定属于他们，因为在他们微小身影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伟岸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