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战地记者

□孙晓冬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是海门籍诗人卞之琳先生的不朽之作《断章》，字里行间透露出新月派代表诗人的浪漫细腻。然而谁也没料到就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在1938年的一天，毅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程，怀揣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勇敢地冲上抗日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重要的文学作品，他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秋的夜晚，月光如水，繁星闪烁。一壶香茶，一盏明灯，温暖整个书房。翻开卞公诗集《十年诗草》，伴随书页间散发出的淡淡墨香，这一刻，仿佛置身于诗人的精神世界里。

喜欢《音尘集》里的《墙头草》《寄流水》《古镇的梦》《尺八》《圆宝盒》《断章》；《音尘集外》里的《长途》《大车》《春城》；《装饰集》里的《鱼化石》《无题一》《路》《白螺壳》《灯虫》等。里边不乏精彩可爱的诗句。

而我更喜欢《慰劳信集》，从它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诗人思想和情感的深刻转变。诗歌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慰劳信集》也正是在全面抗战中产生。

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与何其芳、沙汀及夫人黄玉颀4人从成都奔赴延安。途中，他一路目击许多青年“背着行李，徒步跋涉”，“络绎不绝，意气风发”的盛况。这同他先前在国统区所见所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抵达延安后，卞之琳一行受到了延安文艺界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欢迎，在周扬引荐下，四人上了杨家坪，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鼓励他们到前方战斗生活中去。延安的党政军文化高层对卞青睐有加，随着不断融入，卞之琳的文艺生命在延安也获得新生。初至延安，他就积极地投入到文艺活动中。在等待过黄河上前线的11月上旬，卞之琳积极响应号召写“慰劳信”，他欣然作诗先写了两首，一首《写给抗日战士》，另一首《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发表于《文艺战线》。

1938年11月，卞之琳随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向晋东南出发，并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过黄河，由垣曲进入被日寇侵占了一年多的晋东南地区。在前线，卞之琳全身心投入，极其认真细致，不放过每一个采访和体验的机会，接触了大量前线官兵和抗战人士，目睹了前线的抗战情景，采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39年初，卞之琳随吴伯箫等奔赴河南武安，跟着那里的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利用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场石磨上，写成反映游击队的小说《红裤子》，发表于重庆的《文艺月报》。

卞之琳前前后后在延安和前线工作生活了一年。他将延安称作“另一个世界”，一个让他看到希望和未来的世界。此段经历在思想上让他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在创作上陆续写成《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多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和小说。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慰劳信集》和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慰劳信集》都是写真人真事，“抬铁轨的群众”，“挖煤工人”，“致空军战士”，“垦荒农民”，“筑路与造桥的群众”等。它以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八方齐心一致抗日为着眼点，是诗人发自内心真挚的情感外化，不同于同一时代某些业已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诗，是“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今少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细读这组诗歌，我们注意到，诗人带着钦佩、赞许和感动，将目光投向一个个可敬可爱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光泽和诗意、希望与未来。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位专注研究英法文学、写抒情诗的一介书生，却义无反顾地奔赴卫国疆场，成为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没的随军记者，一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战士。

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国博弈全面加剧，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新形势下。这些诗作仍如一轮新月，冉冉升起，照亮星空，给人以昂扬奋进的力量和强大的精神鼓舞。

从故乡到他乡，再从他乡回故乡，诗人永远活在家乡人的心中，也活在一代代“看风景”人心里，在此，写上一副楹联来表达我的敬意：

故居、新居、他乡、故乡，读悠悠断章常入梦；

轶事、往事、从俗、轶俗，阅皇皇巨著总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