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

第二辑 著译春秋（五）

（上接3月18日A7版）

15.亦诗亦信《慰劳信集》

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文化界人士给前方将士等写慰劳（致敬之意）信，以示慰问，并作鼓励。那时，卞之琳在延安准备上抗战前线。他已一年半未写诗了，竟以诗体先写了两封（首），一封是写给抗日战士的，另一封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的，并发表于《文艺战线》。卞之琳回到大后方后，继续以诗体写了十八封（首）。他写作这些诗，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发自内心的政治感情，宣传和歌颂各界人士齐心协力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与斗争精神。

卞之琳锐意创新的这二十首诗，合为《慰劳信集》，于1940年1月在昆明（实为香港）明日出版社出版发行，广受读者的好评。

写真人真事，是《慰劳信集》的一个显著特色。

如问：“这首《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诗的素材哪来的？”

原来，卞之琳在抗战前线的采访中，也深入当地的小游击队，会听到那些有趣的事。有个新当兵的农民，在一次站岗时发现了敌人，他不开枪打目标，也忘了发信号给部队，而是气喘吁吁地奔回去向班长报告说：“兵来了！兵来了……”幸亏班长战斗经验足，迅速带领战士们奋勇出击，打退了来犯的那股敌人。这位新战士为何会这样？卞之琳分析，他忘记自己也是一个兵了，一个酷爱和平的农民平时是最怕兵的，总是不乐意见兵的。他不是没有勇气，只是对于战斗生活还不熟悉，在紧张的情势下自然会反映他善良的本性。卞之琳还听到有些新战士遇见敌人的排枪子弹飞来时，不由自主地拿起自己头上的草帽来挡，就像挡雨。为鼓励新战士们在战斗中成长，卞之琳就在诗作中写道：

如今不要用草帽来遮拦，

（就在挡惯斜雨的地方）

这些子弹！这些是子弹！

卧下，就在养活你的地上！

……

再报告“兵来了”自己也要笑，

不要兵你自己就做了兵。

踏倒了老庄稼要他赔新苗，

你保证了乡里来日的青春。

突出人物的鲜明形象，是《慰劳信集》又一特色。

如《抬钢轨的群众》诗，卞之琳写铁路沿线的民众为切断日本侵略者的军货、士兵运输，把“牢牢压制下的钢轨”撬翻。“向来是钢轨上接送行人，如今人带了钢轨旅行”，“十里路一歇脚”，“十里路换上另外的肩膀”，“让钢轨从肩膀到肩膀压过去”，“要送三百里”，“小小的山村，小小的熔炉”就是“旅途的终点”。于是锻造出了“刺刀和枪膛”，于是成了游击队员们手中的刀枪。这是多么震慑敌人的景象和力量！诗人还由此拓展与深化：

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

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

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

又如在《前方的神枪手》中，诗人对“笑”的形象，刻画得多么传神又有情趣：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

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

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

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

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

诗句口语化，则是《慰劳信集》彰显的另一个特色。

卞之琳十分重视撷取人民群众中的精彩口头语言，结合诗意恰当运用，因而使诗作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与感人的情趣。纵览此集中的二十首诗，使用群众的口头语言唾手可得。如在《放哨的儿童》中的第三节，所用的口语令人称绝。

把棍子在路口一叉，

“路条！”要不然，“查!”

认真，你们就不儿戏，

客气，来一个“敬礼！”

要不然，“村公所问话！”

在《慰劳信集》中，所辑入的二十首新诗，是卞之琳分别写给抗战前线的将领、士兵，后方的工人、农民、开荒者、妇女、儿童，以及所有为抗日贡献力量的人，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慰劳信集》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迈入新的开端。

16.《十年诗草》铭记徐志摩

那是1925年，卞之琳在麒麟镇北的启秀初中读二年级时，由国文老师杨宗时推荐，邮购得徐志摩新著《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徐志摩是“新月派”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作品大多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构思精巧，意象新颖，韵律和谐，让卞之琳异常喜爱。

世上有巧事。到了1931年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由重到北大任教的徐志摩教英诗课。这位戴近视眼镜的年轻教授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课上在讲英国浪漫派诗，尤其讲诗人雪莱时，徐志摩的两眼望着窗外，或是朝着天花板，其实是自己在作诗，犹如天马行空般吟咏不已……一次徐志摩讲自己从小近视，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心里无比激动，诗的灵感也是这样来的……卞之琳听着不由心生无限敬意，并认定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不仅是才子，也是热情人。

果不其然。很快，师生间相互熟悉，关系十分融洽。就在有次课间，也不知怎的，徐志摩竟举步走近卞之琳，含笑关切地问：“你也在写诗吧？”骤然听到徐教授对自己这样关爱的询问，卞之琳先是不由一脸赫然，继而矜持了片刻，但终于壮胆从提包里取出一卷诗稿给了徐教授。哪会想到，徐志摩就将卞之琳的诗稿带回上海，与作家沈从文一起看了，都很赞赏！随即，从中选取多首，并代为署上作者的姓名，交给《诗刊》等杂志发表了。同时，徐志摩决定将卞之琳的诗稿编为一本集子，因有《群鸦》一诗取名为《群鸦集》，拟交新月书店印行，其出书预告就在《新月》月刊上登载；并由沈从文为《群鸦集》写作了《附记》，在南京《创作月刊》上发表。

卞之琳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署上真名在期刊上发表，备受鼓舞。得知徐志摩还要为自己出版诗集，并答应给《群鸦集》写《序》，更是无比感激！因卞之琳已经发表了译作，引起译界的注目。其间，徐志摩给卞之琳先后写过三封信，信中称赞卞之琳所译哈代的《倦旅》，译得“极佳”，比自己的译本“高明得多，甚佩”；还向卞之琳推荐翻译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所有这些，都让卞之琳对徐志摩敬重有加。

谁知，不幸之事突然发生。就在当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卞之琳正在红楼的一间小阅览室里阅读英译本《红与黑》时，突然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见管理员惊惶地说：“徐先生死了，他坐飞机出事了！”原来，这天早上，徐志摩乘坐飞机往北经过山东上空时触山，不幸遇难。卞之琳一听到这噩耗，就再也读不下去了，默不作声，掩卷还书，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阅览室……

痛失恩师徐志摩，对卞之琳是多么大的打击！也就在这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徐志摩曾写给卞之琳最后一封短信。由于徐志摩的遇难，印行卞之琳的《群鸦集》也被书店搁置，终未出版。

虽然与徐志摩实际交集的时间不足一年，但是卞之琳对师恩难忘。在诗人徐志摩遇难十周年的时候，卞之琳感念这位恩师，致力将自己所创作的新诗选编为《十年诗草（1930-1939）》一书，以深切缅怀徐志摩给自己的真情教诲和热心扶掖！卞之琳为该书写作的《<十年诗草>题记》中说：“……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巧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的功绩，而把我到目前为止的诗总集（我不认为《十年诗草》是我的诗选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吧……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

《十年诗草（1930-1939）》于1942年5月由明日出版社出版。它汇集此前卞之琳的全部诗作，包括曾雕木板试刷过十几册样本的《音尘集》，题赠张充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装饰集》，出版过单行本的《慰劳信集》《音尘集外》等。评论家赞誉卞之琳的新诗诗艺精湛，形成在新诗发展中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1982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摩选集》，卞之琳精心选诗目，写《序言》。《徐志摩选集》于次年9月出版。之后，卞之琳又将该书的《序言》收入自己的多种文集中。

17.为新中国奋笔疾书

春暖花开的1949年4月，卞之琳始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上英诗、文学翻译、作文等课程，并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理事。他目睹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同年11月在《文艺报》发表《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之后又发表《学习英文文学的问题》。翌年5月4日，卞之琳发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指出“‘五四’运动可以比作芽，比作花，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可以比作花，比作果”，明确把自己归入人民文艺工作者行列，投身于新文化建设热潮，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在此十年前，卞之琳奔赴延安与前线，写作出版了诗集《慰劳信集》，之后没有写过诗。但在1950年6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军悍然侵入朝鲜，还侵占我国台湾，卞之琳对此义愤填膺，著文《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义正词严进行谴责和正告。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卞之琳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情，诗潮奔涌，于11月初写作《战争与和平》，以铿锵有力的诗句警告战争贩子：“交给全世界的人民，当战犯审判来奠定和平……”在之后的三个多星期，卞之琳又作诗二十几首，合计八百多行，他认为产量贫乏的自己，可算是次丰收了。为写这组诗的最后一首《天安门四重奏》，卞之琳对天安门的思想感情如此深厚，多么浓醇，诗绪迸发无法控制，并持续了两三天，自忖至少得写两三百行，可一想第二天早上要去上课，只好将这首诗写成了四十八行。

卞之琳所写这么多的抗美援朝、反对侵略战争诗作，陆续在报刊发表，然后结集书名为《翻一个浪头》，于1951年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这是卞之琳的第六本诗集。

《翻一个浪头》一开篇，卞之琳就以“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起势，过渡至“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递进，再进入“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高潮，以充分表达中国人民齐心合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气势犹如巨浪翻滚，力量无比强大，注定侵略者必将被淹没埋葬，落个可耻的下场。因而，让广大读者读来痛快淋漓，斗志越发昂扬！在《工厂就是战场》中，卞之琳写出了广大工人的作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火线远在千里，就近在铁砧上发光！”又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中，“我出人，你出粮，他出款”，充满浓浓的爱国情。《金丽娟三献宝》，刻画女青年献婚戒、送爱人去战场、自己报名上前线等感人事。《翻一个浪头》是具有思想深刻和艺术特色的诗集。

1951年春节后，卞之琳到江南吴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写作《两种光景的交替》报告文学等，并经修改，先后发表于《新观察》《北大周刊》，以及《文艺报》。

1953年初，卞之琳赴浙江青何乡参加整社工作，直至秋收结束。他在《文艺报》发表《下乡生活五个月》一文，并将访问江苏松江、吴县等地的见闻，写作了反映农村新风貌的《秋收二首》和《采菱（外二首）》共五首诗。由于卞之琳认真深入实际，作风扎实，熟悉了农村，掌握了农民生产、生活与心理真实状况，使诗篇饱含感情，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农民在田边地头、莲塘中、桂树下、稻箩前、绳车旁……一幅幅欢快劳动的情景，并以口语化、民歌风轻快流畅地表达。如《搓稻绳》中写：“一根稻草接一根，两股交成一条绳，一条心捆万把稻，万户人变一家人。”又如《采菱》中写：“采菱勿过九月九，十只木盆廿只手，看谁采菱先采齐，绿杨村里夺红旗。”上述五首诗，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与《文艺月报》。

1958年初，卞之琳与北京民众一起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劳动。他被人民的坚强意志、奋斗伟力而感动，写作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发表于当年的三月号《诗刊》，将建设者们改变山河的气魄彪炳于世。

为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开展独立运动，1958年6月，卞之琳写作《支援三首》和《巴格达条约断在巴格达》诗四首。这跟他在1950年就已写过的《红河水：献给越南人民》诗一样，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这多年里，卞之琳激情澎湃，为新中国诞生写作了许多诗文，对于开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1956年6月，卞之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未完待续）